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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16日，中美金融工作组举行会议。
该工作组自去年9月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着平均2-3个月沟通一次的频率，这一次已经是第5次。
这次会议，和前几次有两点不同：
一是会议的地点发生了改变。此前，工作组在北京与华盛顿举行会议，这一次变成了上海。
二是会议的范围有所扩大。会议结束后，工作组邀请中美双方的金融机构参加了一场圆桌会，在现场倾听金融机构的意见与建议，共同探索中美在金融领域还有哪些潜在的合作点。
这些变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谭主和相关的专业人士聊了聊。
我们先说地点。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走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沿。把会议地址选在上海，传递了中方愿意以开放坦诚的态度，与美方积极沟通的信号。
与此同时，数据显示，上海有539家外资金融机构，其中有不少都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在上海开会，也便于双方的金融机构参加圆桌会，加入到官方部门的交流中来。
选择上海还有一重考量——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到，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告诉谭主：
这种情况下，在上海举行中美金融工作组的对话，能够让美方更好地理解中国金融中心建设的现实，并且也有助于美方就中方的金融市场建设进行实地考察。
事实上，谭主了解到，向美方介绍三中全会的内容，正是这次会议其中的一个环节。
专业人士表示，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方关于宏观政策、金融业开放等方面有一些新的要求和新的表述，中方也借工作组这次会议的机会，向美方传递一下最新的消息。
这次新增的圆桌会环节聚焦绿色金融。绿色金融，是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支撑。聚焦这个主题，其实就向美方鲜明释放了中国发展目标和方向的信号。
这个领域，中美之间已经有了很多合作的基础。此前的中美金融工作组会议上，双方都探讨了可持续金融的议题。与此同时，中美还共同牵头G20可持续金融工作，在国际多边平台，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现在，更加明确共同的方向，未来也就可以有更多利益交融的空间。
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不仅美国官方关注，美国的企业与金融机构同样也很关注。
前不久，就在二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四天，美光科技、高盛集团、苹果公司、联邦快递集团、波音国际集团等美国公司高管就组团访华，来了解中国的最新政策。
这次的中美金融工作组会议，无疑也为美国的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最新政策的机会。
这样的了解很有必要。
当前，全球经济仍面临衰退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裹足不前”来形容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数据显示，全球近60%的经济体（占全球人口80%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2010年代的平均水平。
在这样的情形下，中美两大经济体能保持正常的沟通，无疑是在向外界释放更多的积极信号。
这次会议中，中美双方就中美经济金融形势与货币政策、金融稳定与监管进行了沟通。
这对于中美金融工作组来说，是个“老话题”了，但这次再谈，有些新的背景。
首先是货币政策。当前，全球金融环境面临的一个变量，就来自美联储。
今年以来，美联储内部在“降息”的问题上，始终徘徊不定。然而，长期保持高利率，已经导致了美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
前不久，美国共和第一银行被美国监管机构关闭，成为了去年以来倒闭的第6家银行。这些美国中小银行的压力，主要就来自高息的传导效应。高息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很多中小企业不得不大量提出存款，这造成了挤兑，也导致了多家美国中小银行破产。
这件事，就和加息有关。
美联储加息，会抑制企业扩大投资的意愿，这也导致美国商业地产价值出现了50年来“最大跌幅”。一些开发商只能拖欠贷款。
一旦出现大规模违约的情况，本就脆弱的美国中小银行，很有可能面临摧毁性打击，继而诱发大规模的系统性风险。
除此之外，中方还在会议中提出了对美国债务可持续问题的关切。
尽管美国一直都有债务风险，但这个问题在不断恶化。当前，美国债务已经突破35万亿美元，占GDP比值超124%。
美国沃尔夫研究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表示，“美国联邦债务目前处于完全不可持续的长期轨迹上。”
在美国内部经济问题外溢带来全球金融动荡的背景下，这些问题，中方都表达了关切。
对于美方关注的问题，中方也都作了回应。
这次会议，双方还就中美资本市场合作、跨境数据，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全面地沟通。双方还就反洗钱法律制度、受益所有人信息备案登记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沟通交流。
谭主了解到，在前几次工作组会议结束后，双方都会在接下来两到三个月的空档期里进行进一步交流，以解决会议中提到的问题，也给下一次会议创造更好的氛围与条件。
这样的沟通方式是务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工作组宣布就加强中美金融稳定合作取得两项成果。这还是中美金融工作组成立以来的首次。
中国人民银行与美财政部就在中美金融工作组框架下加强中美金融稳定合作签署了换文，互换了金融稳定联络人名单，旨在出现金融压力事件和金融机构运营风险时，双方金融管理部门能够保持及时、畅通的联络渠道，减少不确定性。
有了可预期的合作框架和畅通的沟通渠道，一旦出现一些金融压力事件，双方就可以实现迅速联络沟通、避免误解，应对共同挑战。
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球经济，是中国主动有为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为全球提供金融稳定这一公共品的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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