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通话。
此次通话，是在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去年11月，两国元首会晤后，中美两国商务部部长就在旧金山举行了会谈。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通话的新闻稿中提到这样一个词——两国商务部沟通交流机制。
去年8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中美双方同意在两国商务部之间建立多层级沟通渠道。
在这次沟通中，王文涛重点就美国限制第三方对华出口光刻机、成熟制程芯片供应链调查、制裁打压中国企业等表达严正关切，双方还就中美经贸领域国家安全边界问题进行了讨论。
为何重点谈的是这四件事？
通话中先提到的，是美国限制第三方对华出口光刻机的问题。
“第三方”是谁？就在通话当天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针对美方直接介入、干扰荷兰企业对华出口光刻机问题作出回应。
就在这个月初，美媒报道，应美国政府要求，阿斯麦取消部分原本已经定下的、向中国销售的订单。
这样说，是要渲染阿斯麦对美国言听计从，十分配合美国对中国的限制。
但阿斯麦对中国的实际交付，并非如美媒想要引导的那样。
阿斯麦去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中国大陆客户预付购买光刻机所积压订单已基本交付。
事实上，阿斯麦早在出口限制风险来临之前，就已经开始加速向中国交付。
去年11月，中国从荷兰进口的光刻机按价值计算同比上升1050%，它们几乎全部来自阿斯麦。
正是有了这样的应对措施，在美媒渲染“阿斯麦取消中国订单”时，阿斯麦在官方通告中，说的是突然撤销的出口许可证或美国最新的出口管制限制，不会对其2023年的财务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而阿斯麦能够有所预警，是因为这场博弈还要再往前，追溯到去年10月。
当时，美国宣布新的管制规定，根据这一规定，阿斯麦的光刻机产品如果含有任何美国部件，美国就有权限制其出口。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周密一直在追踪中美经贸领域的动向，他告诉谭主，一方面，美国资本在参股、股权上对阿斯麦有着直接且显著的控制，另一方面，美国通过一些半导体的技术联盟，在技术标准的授权使用上，也约束着荷兰的光刻机。
这导致，虽然阿斯麦坚定地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市场之一，面对美国的压力，有时却也不得不选择低头。
美国的根本目的就是打压、遏制中国，意图延缓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而美国政府作为第三方，对中荷企业间的正常贸易横加干扰，中荷双方都不会乐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商务部少见地直接公开点名美国施压干扰。
除了光刻机，美国在芯片领域对中国的限制又有扩大的迹象，中方这次提出的第二个关切，美国即将开展的成熟制程芯片供应链调查，就是典型。
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在今年1月启动成熟制程芯片的供应链调查。
成熟制程芯片主要指的是28nm及以上的芯片，区别于美国以前主要关注的先进制程。
相关研究数据显示，2023-2027年，全球晶圆代工成熟制程与先进制程的产能比重约为7:3，也就是说，成熟制程是大头。
而在成熟制程的产能分布上，中国大陆的占比为29%，中国台湾占比为49%，美国占比为6%。预计在未来几年，中国大陆的占比将会持续上升。
对于中国这部分的优势，美国正在提高注意，并且展开了深入的调研。
不久前，美国商务部发布美国微电子产业基础评估报告。这份报告对194家在美国设计、制造或分销半导体器件的公司进行了调研，它们覆盖了美国半导体公司的95%。
通过调研这些企业，美国商务部得出了一个结论是，过去几年，中国大力投入生产成熟制程芯片，对美国公司形成竞争压力。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最近几年要发展芯片制造，进行得并不顺利。
美国商务部在谈这份报告时，关联的另一份文件，就很能说明问题——2022年8月签署生效的《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
当时，《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吸引到了英特尔、三星、台积电和德州仪器等多家公司，它们公布将在美国建立新的芯片制造厂的计划，来争夺法案将分配的巨大金额。
此后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商务部收到了来自42个州的半导体公司的460份意向书。
但真正的拨款，姗姗来迟。
直到2023年12月，美国商务部才宣布了第一笔拨款。这笔拨款仅仅涉及3500万美元，并且是分配给了一家军火商，来制造F-15、F-35战斗机等需要的芯片。
这就可以解释，在过去的一年半中，为什么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厂、英特尔的俄亥俄厂等新制造厂工期一拖再拖。
美国已有30多年没有新建大型芯片制造厂，在配套、劳动力等方面有很大欠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商务部宣布了要对成熟制程芯片供应链展开调查。
发展自己不行，那就打压“对手”。所谓调查，无非就是要给限制更多的中国芯片企业制造“依据”。
这种调查的虚伪性，从上面说到的这份美国微电子产业基础评估报告中，就可见一二。
谭主仔细看了这份100多页的报告全文，发现了一些美国政府没有予以重视的细节：
很多企业并不支持对中国施加限制。
有74家企业就表示，因为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措施，使得它们丢失了交易机会。这是因为，原本这些公司会花时间和金钱来确保交易的合规，但面对美国政府越来越严苛、复杂的出口管制措施，这些公司只能选择直接取消交易。
问题是，从过去5年来看，对于这些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来说，中国是其最大的海外市场，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在这几年都超过了美国本土市场。
而对于美国政府过去制裁中国企业的一些理由——中国“胁迫”这些企业分享技术、这些企业在中国“经营受限”等情况，这些公司也都给出了和美国政府相反的结论。
全球产供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美国希望通过这样的调查，给自己找些借口，人为干预产业链、供应链，将经贸问题工具化、武器化。
成熟制程芯片的供应链上下游，涉及电信、汽车等多个体量庞大的关键产业，美国的行径，无疑会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新的风险。
也正因如此，在遇到这样的重要问题时，中美商务部长及时沟通，中方表达了严正关切。
事实上，按照美国此前一贯的操作，在所谓调查后，美国就会发起新一轮对中国企业的制裁。
这次沟通中，中方也就美方制裁打压中国企业表达严正关切。
不久前，美国商务部更新了“先进计算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规则”的三项内容，对2022年10月的版本进行修改，强化对人工智能相关芯片、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对华出口限制，并将多家中国实体增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对于这种困难，我们应该怎么去克服？
中国企业的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是一个切入口。
过去几年间，中国的一些头部科技企业的研发费用占比，从2018年的14.1%持续上涨至2022年的25.1%，是世界上研发投入占比最高的。
这并不是单一现象。
有一项对被美制裁的240家中国企业的调研发现，制裁冲击反而倒逼中国企业及其合作伙伴形成网络性的应对措施。
具体来说，对被制裁的企业的社交网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平均每个被制裁的企业将关联1.8个供应链关系企业，0.4个研发合作关系企业，0.6个技术合作与技术顾问关系企业以及0.46个投资关系企业。
也就是说，被制裁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关联关系除供应链关系外，还有技术合作与技术顾问关系。
稠密的科技合作网络，可以形成一种“抱团取暖”的社区。社区中的企业，如果可以互相协同解决问题，就有希望分散被美国制裁的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技术制裁的掣肘，同时也是倒逼中国企业走向自立自强的机遇。
至于美国的歇斯底里，是其对华战略出了问题。
要从根本上改善这种情况，就需要从美国对华战略的症结着手。
这次会谈，双方还就中美经贸领域国家安全边界问题进行了讨论。
最近一个月的中美交流，有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安全问题的讨论尤其频密：
｜｜1月8日至9日，第17次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举行，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领导与美助理防长帮办共同主持。
｜｜1月10日，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应约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视频通话。｜｜1月10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芬纳。
这些部门，都和美国经贸领域的国家安全边界有关。
比如上面提到的，美国《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首先分配给国防领域，至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更是直接主导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美国国土安全部，则是主管涉疆法案实体清单。
相关专家告诉谭主，谈中美经贸领域国家安全边界问题，主要侧重对中美管控分歧的目标达成一致。对于美国不断寻找借口，来实施各种对华限制措施，双方会探讨一些基本的管理模式，明确限制的范围在哪里，来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美经贸层近期第二次提到，就中美经贸领域国家安全边界问题进行了讨论。
能继续聊，这本身就是信号。
过去几年，随着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消极因素。随着中美关系止跌企稳，中美经贸层加强交流，到今天，中美经贸层的交流开始对双方的核心矛盾展开频繁探讨。
很显然，未来中美关系还需要双方继续努力，相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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